神以男性的肋骨来制造女性，而善变的、不坚贞的女性听从蛇的诱惑，拿善恶果给自己和男人吃，神终于下了断语：“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

    创世记的谱系，一直以父系的血统来排列。其中许多事迹，皆能与中国文化的观念引证。如嫡子制，如母因子贵。亚伯拉罕的正室撒莱初时不能生育，以使女夏甲为妾，育子。“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她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了自己的主母。”雅各娶利亚、拉结姐妹，他本爱拉结，但利亚多子，拉结只能低利亚一头。利亚和拉结都以自己的使女给雅各为妾，使其育子而提升自己的地位。类似这样的故事在读惯宫闱斗争的中国人看来，一点都不陌生。

    多子多福，这是中国人习见的观念，创世记中亦如此。神祝福亚伯拉罕，对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神祝福雅各，也说：“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一样多。”后裔，意味着生命力的延续。人世短暂，短暂之获得意义，即是通过生殖。叔本华说“生殖意志”，或同此意。叔本华说，性冲动来源于生殖意志。这应该是无疑问的真理，现在的问题是：性冲动如何脱离了生殖意志。

    男权式的本质主义模式的核心，并不在于男尊女卑，而在于不平等，即有主有仆，有先有后。一些女权主义之所以能抵达含有生态保护含义在内的女权生态主义，在于女权主义反对不仅是男权制，更是不平等的本质主义模式。创世记给世界赋以男尊女卑的男权模式的同时，也赋以了人尊物卑的人本模式。神造人后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和挪亚立约，对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的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神赋予了“人”以万物灵长的身份，人即可以“人”的标准管理世间。也就是说，创世之时，人为世界之主的秩序已经被指定了。我们很容易想到孔子在马厩失火后，问“伤人否，不问马”。

二：神不是善，不是正义，只是强力。

    神不以善和正义的标准行事，他造人，却不愿人辨明善恶。人食了善恶果后，神无奈何，却又“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于是就把人赶出了伊甸园。人若永远活着，就同神无二。而生命权，是神所能制约人的一大权力，神自然不能将生命权给予人。

    众人造塔，欲通于天，神俱之，于是使人的口音不能相通，造塔不成。以此可见，神与人之间也是有斗争的，神以自己的强力压迫人，实现对人的统治。

    尤其是神并不是全人类的神，并不能实现全人类的善，神只是他的部族的神，只实现他本部族的善。依创世记所言，神造人，那全部人类都应该是神的子民。但神只眷顾一部分的人。这一部分的人，其实就是嫡系所传的一支，其余的人，神是无暇顾及甚至会因嫡系的利益来压制他们的。

    其一，嫡系的血统的纯正应有保护。亚伯拉罕迁居迦南地，却不愿其子以撒娶本地女子为妻，因此派其仆人回故乡求亲。这种血统的纯正化，只能使一部分人成为神的选民，而另一部分人为神遗弃。

    其二，在确认嫡系血统后，神佑护嫡系，以家族利益为标准而不是以普遍的善为标准。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如雅各为其母舅拉班放牧，使诡计得到其肥壮的羊，而只把瘦弱的羊留给母舅，因神先然的庇佑雅各，这种事情也不能成为不正义的。而在之前，雅各以其狡诈，就从其憨厚的长兄以扫那里骗得了嫡长子的地位，并骗得了父亲的祝福，这本是极不善之事，但并未在创世记中得到谴责。实际上，创世记是没有善恶的观念的，一切都在一种本质主义的话语中发生。我们纵观历史，会发现“善恶”实际是一种很无关轻重的力量，这些，大概是人产生以来就如此的。我们相信的“善有善报”，神佑善人，都是虚妄的。神的好恶，不是因为善，或许就像他对亚当的儿子该隐和亚伯的不同态度，只是因为祭品的好坏。

三：乱伦事件

    创世记中的乱伦事件记述如下：

    “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亚伯兰、拿鹤、哈兰。……拿鹤的妻子名叫密迦，是哈兰的女儿；……”

    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得，有两个女儿，却无子。“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于是两个女儿先后侍寝于父亲，为父亲育子。奇怪的是，父亲每次都是醉酒而不知，免于了道德上的责难。

    亚伯拉罕为儿子以撒谋妻，最后谋得的是利百加。“利百加是彼士利所生的，彼士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鹤妻子密迦的儿子。”也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孙女。

    叔本华说，爱情或性欲是基于优生学。据此考察，乱伦之所以成为不道德的，乃是因为其不符合人类繁衍。然而，乱伦却有效保证了血统的纯正。这就是乱伦的意义。

四：混乱的叙述

    神造亚当和夏娃，世间只此二人。夏娃生该隐，“该隐与妻子同房”，这妻子从何而来呢？

    该隐若干世之后，有后代犹八，“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而后代土八该隐，“他是打造各种铜铁利器的祖师。”需知又若干代后，除挪亚一家，人类皆为神所灭，那么犹八和土八该隐又如何成为祖师呢？

    亚伯拉罕之正妻撒拉，已经绝经，但神又特赐予其再生一子，然而亚伯拉罕迁居基拉耳时，却还是惧怕撒拉为人所辱，谎称撒拉是其妹。一个已绝经的老太婆，仍为当地人觊觎，实在奇怪。

    其实创世记回避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神为何创世，为何创造人类？其目的为何？

    神造了人，却恐怕人智；神降洪水灭人，却又留挪亚繁衍，不嫌其累。

    神是万能而又无能的统一体。神应该是能预知一切的，但为何预知不到人食智慧果？为何预知不到人类恶？

    就像林庚讲《西游记》时谈到的，孙悟空有时法力无比，有时却笨拙地不知使用自己的法力，受困于世间，神也是这样。

    神在需要时法力无边，而在有时却只能听凭意外，在有意外时才扭转乾坤。如果神是万能全知的，为什么有意外呢？这只能有两个解释，或者，神是一个叙述者，他制造和讲述故事；或者，神是被叙述出来的。

    那么27，像一把镰刀，追逐着一只逃亡的鸭子。

第一天

神经少年和雀斑少女

我想写一部爱情小说，名字叫做“神经少年和雀斑少女”。想了想，还是写成儿童小说吧；又想了想，还是写成童话故事吧；又想了想，还是写成科幻小说吧；又想了想，还是写成武侠小说吧；又想了想，还是写成奇幻小说吧；又想了想，还是写成恐怖小说吧。于是我想象写了一部恐怖小说，名字叫做“神经少年和雀斑少女”。

这是我看到了一个戴着厚眼镜的可爱的雀斑姑娘，又回忆起了诱导社的那张“呕吐少年”时想到的。

他的耳朵张向世界

摩登组织的太扯淡，两点开始排队，到四点多才入场，没看上最想看的AK47；厕所总是人满为患，为了排出液体，我只看到了最后两分钟的，后海大鲨鱼鲨鱼妹妹的大腿，据说鲨鱼妹妹是从不穿裤子的。

还好看到了周云蓬，戴着墨镜，对着黑暗唱歌的周云蓬。周云蓬以一首“三鹿奶粉之歌”开场，以那首“中国孩子”结束。有一刹那我觉得周云蓬就好像广场上的苏格拉底，在向群众布道和评论时事。我不想说周云蓬是诗人，他的歌词写的实在不怎么样，但他有那么好的声音和音乐。

于坚耳朵弱听，他曾写到有一天他戴着助听器来到了森林里，才知道大自然有那么多的声音。周云蓬看不见世界，可我觉得他的耳朵就像是一个雷达一样，感知着外界任何细小的声音。他和左手边的提琴手说话，和右手边的小河说话，头总是精准地转向他们。无论他面向哪里，他的眼前都是一片黑暗，可他还是把头转向了他们。

一个看不见的人也会是幸福的，比如说，他不会去幻想一个骨瘦如柴的美女，他用手感觉着一具身体，他的手知道身体的美好，他爱的是一团多么真实的美好的肉。当我想到周云蓬把手放在一对丰腴的乳房上的时候，我为他感到幸福。

就当我们只是去送葬

说实话本来没打算一定看张楚，跑到小舞台去为与非门捧场。可是听完一首“做爱做的事”，还是忍不住跑回了大舞台。完全没有了2000年和哥哥第一次看张楚时的激动（那次听到“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的前奏，真的是热泪盈眶了），几乎是麻木地听了《上苍保佑》、《造飞机的工场》、《棉花》、《冷暖自知》，唉，张楚能把他的歌糟蹋成这个样子，看着他上气不接下气，一口一口喝水，还学会了号召观众“一起唱”，真替他难受。意外发生于他唱《姐姐》的时候，万人卡拉ok，一起喊姐姐（实在很搞笑），舞台上突然蹦出一大汉，是扭机的主唱，吉他和贝司躁起来，说唱版的姐姐开始了。扭机主唱在台上比张楚火爆得多，张楚简直像一个多余的人了。演出结束后张楚又返场唱了《蚂蚁》和《孤独的人》，我都难以想象1994年在香港张楚怎么会有那么好的嗓音状态唱《蚂蚁》，《孤独的人》我是实在不想听了，听到前奏就走了。

让我激动的的是那首《光明大道》，这首歌的副歌有两段不同歌词，第一段结尾是“就当我们只是去送葬”，第二段结尾是“前面是光明的大道”，张楚翻来覆去只唱“就当我们只是去送葬”，我想他不是忘词了。

第三天

给我一点爱

今天进场还算顺利，正看到面孔在唱“给我一点爱”，我顿时有种时空倒错之感，这90年代的老摇滚，在现在真是太不“摩登”了。我有一个好的创意，把90年代那些老人，像面孔了，轮回了，铁风筝了，红色部队了，包括蔚华了，指南针了，弄到一起开个演唱会，一定特别棒。去年还是什么时候张咪在北京开了个演唱会，据说很多中年同志涕泗俱下，要是这些老乐队聚到一起，许多比我还老的老同志肯定很high。

主唱摇头甩发范儿玩得非常正，真不亏是老金属，特邀吉他是讴歌，哦哦哦，老讴歌。

女声最美

前年看张浅潜的现场，让我听她听了很久，今天听到了吴卓玲，气质也很棒。

还看到了最近老是听的牛奶咖啡，嘿嘿，舞台范儿真正，穷开心了一把。

我要把我的热血和大便，统统抛在这旗帜上面

听到的高幸的声音和CD不太一样，他好像是变声了，由一个少年的嗓音，变成了一个老青年或小中年的嗓音，一头红毛也不见了，戴个墨镜，像是王家卫。不得不说，高幸的范儿有点装逼。

可这是我今天最想看到的乐队，听到《觉醒》和《几公斤蔬菜》的时候，还是激动得不能行。

陆总，你他妈太黑社会，太后现代了吧

仰慕已久的顶楼的马戏团。陆总不知从哪儿真的请来一支县马戏团。一个穿着礼服，一口周涛味儿的非常正经的女主持人上场，隆重介绍了陆团长。陆团长穿着一件俗不可耐的绿西服，上面挂着红绸子：“上海欢迎你”。陆团长严肃地指正了主持人的口误，说别人都叫自己陆总，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文艺演出小分队的老总。陆总和和一口春晚腔的女主持人说相声似的主持节目。先上来了一组姑娘跳艳舞：楼兰姑娘，又上来了个女的变魔术，跟着又上来了两个小姑娘抖空竹。我刚开始看得还挺新鲜，后来越来越郁闷，老子冒着进不去宿舍的风险在这儿看演出，却只看到一些马戏。我决定如果陆总再不唱歌，就勇敢地喊出：“谢亚龙下课！”或者喊：“我要看脱衣舞！”陆总终于唱歌了，第一首歌上海话唱的，听不太懂。第二首，陆总先是温柔的，后来在狂躁失真的吉他伴奏下，唱了“上海欢迎你”：“上海欢迎你，欢迎你买东西……没有文化没关系，有人民币就可以，……上海欢迎你，奥运会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世博会再相聚。”然后又是马戏表演，一个人演变脸，又有一队姑娘出来跳艳舞。陆总又唱了一首情歌：我想你想得睾丸已碎。陆总唱“我的睾丸”，下面人一起 “已碎”。最后演出谢幕，陆总同演职人员一一握手，尤其是握到女主持人的手时，还亲切地充满关怀地亲了一下。

陆总啊，你真猥琐。台下有人喊：陆总，我爱你。陆总娇嗔地伸出兰花指，说：去你妈的逼。

当然，当然，

当然，大舞台压轴的新裤子的舞台范儿，从来没得说。可我一直对他们不太感兴趣，今天还没听到《我们的时代》。

当然，这种音乐节总是我见美女最多的场合，那些玩儿玩儿摇滚的，怎么这么多性感黑丝女。

恨！

卧床三日，读王振孙译《欧也妮·格朗台》与《高老头》，接连读了两遍。说来惭愧，这是我第一次读巴尔扎克。

年少时气盛情长，读西方的小说，那些描写社会广阔卷轴的经典现实主义作家，总是没有耐心去读。十几岁的时候拿起过《高老头》，可开头几页关于伏盖公寓的描写就把我吓倒了，从此没有拿起过。今次再读，又有了“少读……，老读……”之感。多年前怎么读不进的老杜长诗，现下约略能读出一点滋味，读巴尔扎克也是如此。

翻开首页，还是得面对冗长的环境描写。有时我不禁怀疑，如老巴这样，在油灯之下，手拿鹅毛笔，怎能有如此耐心——这是我们今日坐在电脑前以每分钟100字的速度敲字都不曾拥有的耐心。我从前读小说，凡遇这样的描写，大都是扫上两眼，略过不读。用热奈特叙述学的术语来说，描写属叙述的“停顿”，即故事时间为零；用罗兰·巴特的区分，此种描写属“指示体”，用以提供人物环境的相关情况，而那种讲述情节接续的部分，则是“功能体”。我们喜欢读的，自然是“功能体”，而“功能体”在一部小说中占比例越大，小说的可读性和娱乐性就越强。然而，在19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眼中，此类描写，虽然与情节无关，却是奠基一部小说的基石。巴尔扎克对格朗台居住的索繆城街道住宅的描写，对伏盖公寓的描写，完全可由画家画出详细的图画。墙壁的颜色、大门的形状、门上的装饰、厅内的摆设，具体到不能再具体，对其中人物的样貌神态、服饰装饰，也是事无巨细一一道来。这不由让人想起《红楼梦》中对贾府的建筑及贾府诸人的衣着的描写。

此种描写，正说明了作者对他笔下的故事和人物的熟稔程度，他是在对现实有了最真切的理解之后，才将其记于纸上。他甚至了解格朗台家的桌布是什么样的，他怎么会不了解格朗台呢？记得李敬泽一次批评当下的某种写作风气，大意说作家们实的都玩不好，还玩什么虚的，总是捏造一个地名，什么A城、B城，缺乏科学实证本领。如果能老老实实地写好一个真实城市的一条街道，这就是本领。这批评的参照物，就是如巴尔扎克这样的作家吧。所谓“成竹在胸”，也是形容这样的创作。

描述一条街、一座建筑，看似简单，实际最见文学功力，如果真能理解一条街和一座建筑，描绘出它的神韵，那怎么会不理解在这条街上和这座建筑内生长的人性呢？怎么会不理解弥漫在这条街和这座建筑中的时代气氛呢？有一种说法认为，在影像时代到来之后，现实主义文学冗长的描写已经不合时宜，那些几页纸张上的文字，可以在一个镜头中表现。但就是不同摄影师捕捉的一个景象，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模样。好的影像呈现出来的，和好的文字所描述的，都是对象的本质，而不是呆板的复印和平白的罗列。

当然，现代小说家处理素材，可能会和巴尔扎克有不同的方式。在我看来，《高老头》先介绍伏盖公寓，后一一介绍伏盖公寓的住户的结构，就稍显刻板了一点。这就仿佛观众在观看一场戏剧演出前，先收到了一张人物介绍表。在其后的演出中，人物的表演似乎都只是为了极力证明，自己符合介绍表上的那个性格。其实可以让性格在行为中呈现和发展，需要介绍人物的相关情况的话，不必先行叙出，到叙述他的事迹时倒叙出即可。而有些次要人物，只让其性格随着情节发展自然展开就好，不必特加介绍。比如伏盖太太，我就颇以为开头的介绍冗余，后面有几个极精彩的细节足可以写出她的性格了。

巴尔扎克在《欧也妮·格朗台》和《高老头》中塑造了一系列典型人物。格朗台在我们的文学教育中被讲述为一个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形象，一个吝啬鬼。然而格朗台身上也体现着新兴资产阶级的许多优点：勤劳、坚韧，有敏锐的商业头脑又敢于冒险。格朗台固然是守财奴，但其发家并不靠其吝啬，他在投资上可是一点也不吝啬。格朗台的发迹史虽谈不上干净，但也没有诸如贩卖黑奴、压榨工人这样的劣迹。书中写到的格朗台的几次赚钱过程，虽有投机，但都是合理的商业行为。他为自己的产业付出的心智和劳力，比他的对手多出许多，自然也应有回报。他每晚在他的密室里谋算，“他计算他的收成，误差不会超过一株葡糖秧或者一小捆柴。”他在当地是受尊重的。“格朗台先生得到大家的尊敬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他从来不欠人家什么。”这种尊敬有对金钱的尊敬，有对格朗台能力的敬畏，也有对他遵守商业规范的认可。拉斯蒂涅克容易让人想起来同是法国文学中的“漂亮朋友”、于连，外省青年要在巴黎挤进上流社会，必须自甘堕落。巴尔扎克描绘出了拉斯蒂涅克在堕落中的挣扎，除了伏脱冷、鲍赛昂夫人这样的老师，还有生活这个伟大导师，生活教育了他。他一次次想摆脱伏脱冷的思想，却还是走上了堕落为成功人士的金光大道。“现在让我们来拼一拼吧。”他把去贵族夫人家吃晚饭这样的社交，“作为对这个社会的最初挑战。”文学史上有一个“坏的引导者”的序列，这一序列的人虽然是禀信“恶”，但他们对社会一针见血的洞见，对伪善的嘲讽却往往说出真理。《浮士德》中的魔鬼、《道连·格雷的画像》中的亨利勋爵都是如此，伏脱冷自然也属于这一序列。伏脱冷是自认为能超越于法律的那类人，他说：“坐在车里溅上泥巴的是正人君子，走在路上溅上泥巴的是流氓。如果您偷了一件一般的东西，您就会被当作怪物似的拉到法院广场示众；但如果您偷了一百万，在社交界您却可以被人歌功颂德。”简直是说“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庄子的知音了。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给他留了条后路，未让他被警察杀死，倒让我很期待他在《人间喜剧》的其他各部有何表现。

自小家中就有一套《巴尔扎克选集》，大概是父亲年青时买的。我翻过几次，每每都畏惧而退，迟至今日才能读进且享受巴尔扎克的书，我想读书之事，就是如此吧。

读了一册李贺诗，《李贺诗》，黄世中评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深觉古代文学的经典化已经完成，读到有所感之好诗，都是以前在课本或一些选本上读过的，其他诸诗，或记住了些句子，大半恐怕还是要忘记。

对李贺诗，总体上不是太喜欢。他气格过于狭小，精神偏于赢弱。偶有发奋之句，却不能贯彻全诗，如“黑云压城城欲摧”，开篇就如霹雳划过天际，可愈写愈弱，没有与“黑云压城”抗斗的气势，“霜重鼓寒声不起”，已是萧飒之感，直到“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虽勉力振作，但非出自本心，故落入俗语。我最喜欢他的一首诗是《致酒行》，主客酬答，客在主人的勉励下，言出：“我有迷魂招不得， 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拏云， 谁念幽寒坐呜呃。”但观李贺诗，总体上还是一番“迷魂招不得，幽寒坐呜呃”的景象。我朝太祖好像读李贺诗颇熟，自己所作“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及“巡天遥看一千河”同李贺都有渊源，但若是李贺再生，不知会不会说他“牢骚太盛防肠断”。

主席喜欢李贺，大概喜欢他的诡异奇崛，但我古文不行，但凡遇到生僻之词，或什么典故，或两联间跳跃腾挪，就难摸头脑。许学夷《诗源辩体》说李贺：“贺未尝先立题而为诗，每旦出，骑款段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有所得，书投囊中，及暮归，足成之，盖初一凑合，而非出于自得也。故其诗虽有佳句，而气多不贯。其七言难者，读之十不得四五，易者十不得七八。”“气多不贯”一评，我是同意的，贺母说李贺寻句“当呕出心乃已尔”，此种呕心沥血，虽呕出佳句，气韵自是不贯。因此李贺诗中一些平易晓畅者，我反而更喜欢。如《马诗》中“大漠沙如雪”篇，如《南园》中“男儿何不带吴钩”篇。顺带说一句，贺诗：“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也是其偶然发奋之作。贺资质孱弱，内心也实无弃文从武的理想，所以虽偶发壮语，但凌烟阁、书生万户侯这些词，还是不够畅快淋漓，杨炯“宁为百夫长，不为一书生”，气势上就更胜一筹。平易者，又如《崇义里滞雨》：“落莫谁家子?来感长安秋。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瘦马秣败草,雨沫飘寒沟。南宫古帘暗,湿景传签筹。家山远千里,云脚天东头。忧眠枕剑匣,客帐梦封侯。” 《始为奉礼忆昌谷旧居》：“扫断马蹄痕,衙回自闭门。长鎗江米熟,小树枣花春。 向壁悬如意,当帘阅角巾。犬书曾去洛,鹤病悔游秦。 土甑封茶叶,山杯锁竹根。不知船上月,谁棹满溪云。”终篇无奇语，但自然流畅，真切感人。

后人或评贺诗“有辞无理”，缺乏现实感，黄世中先生强为其辩，举凡诗例，证明贺诗中有怨、有刺、有讽。然而我觉得这种辩护是无力的，实际上本无需辩护。李贺诗中之佳作，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现实所指，那些有所怨讽的诗，并不是其中佳作，强把某些佳作以怨讽解，但这些佳作为人们所喜爱，却并不因其怨讽。李贺作为诗人被后人铭记，或许就在于其“辞”而不在其“理”，何必南辕北辙强寻其理呢。

李贺“辞胜”，确实炼得许多好句。如《昌谷读书示巴童》中“虫响灯光薄”，如《江南弄》中“鲈鱼千头酒百斛，酒中倒卧南山绿”，如《潞州张大宅病酒，遇江使寄上十四兄》中“病客眠清晓，疏桐坠绿鲜”。而李贺之鬼气，体现在气氛之营造上，《苏小小墓》且不提，《感讽》其三，读来总让我不寒而栗：

南山何其悲，鬼雨洒空草。长安夜半秋，风前几人老。低迷黄昏径，袅袅青栎道。月午树无影，一山唯白晓。漆炬迎新人，幽圹萤扰扰。

我在网上看到一则白话译文，虽有所曲解，字词也有待推敲，但竟然是一首不坏的白话诗，这在古诗今译中是十分难得的：

南山为什么如此悲伤

       雨水像死者的泪水一样落在无人草地上

       深秋的长安夜里

       有多少人随风老死

       薄暮的黄昏小径

       青栎树摇曳的道路

       月亮高挂在树梢却没有影子

       拂晓的白光终于照遍群山

       鬼火迎着死者的新娘

虽然我们已没有选择，注定近期看不到NBA了，但对此事，还是得有自己的立场。有人已经喊出：不看NBA就是爱国。达尔富尔问题有其复杂性，尤其是根据我们已知的信息，还无法对其做出准确判断。西方就此问题上对中国的批评，当然有其一贯的政治正确和双重标准，就像和菜头评价斯皮尔伯格因达尔富尔问题辞去奥运会开闭幕式顾问时所说：他做出了最容易的选择。外交中没有绝对的道义，更没有绝对的普世价值，国家利益是最根本的出发点，况且在道义的天平上，美国在伊拉克做得事并不见得比中国支持苏丹政府高尚多少。而且，根据中国80年代以来的低调作风，我也不相信能对苏丹政府施加多大影响，我相信中国政府不是选择了非道义，而是回避了道义，闷声发财罢了。而在西方，批评中国在大多数情况下则占据天然的道德制高点，不会承担太多压力，所以就像和菜头说的，是最容易的事。

然而我们还是无法对斯皮尔伯格以及NBA球员太多指责，像他们这样的民间人士，虽然可能没有辨别政治问题的复杂性，做出了不够客观的评价，但我们不能把他们的声音同政府的声音等同，把他们看做是西方国家利益的代表，实际上他们代表着民间的一种理想主义的声音。即使他们的言论偏颇，观点缺乏可操作性，但我们还是要尊重他们愿意有所承担的良心，积极参与公共事物的责任感。以此来对比我国的明星和球员，他们可能连苏丹在哪个洲都不知道。

作为一个中国人在此问题上十分尴尬，做出任何一个选择都将是错误的。我尊敬和理解斯皮尔伯格、纽贝尔、纳什，甚至挺达赖的李察尔基，但无法和他们站在一起，就像我理解我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举措，但也深知面对数十万人道主义灾难的牺牲者，我们无法完全撇干净自己。

我知道她会来到世上的那天，有点醉酒，竟然兴奋地睡不着觉。我20号上午见了她，晚上就开始想她了。我盼她赶快会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然后会喊叔叔。我盼她漂亮，但不那么漂亮；我盼她聪明，但不那么聪明；我盼她平安，比平安本身还要平安。她躺在那儿，像任何一个新生儿那样躺在那儿；她开始哭，像任何一个新生儿那样哭；她将来会任性，会惹爹妈生气，像我们做过的那样；她也会爱上我们，这些我们都做过了。

我还不知道怎么叫她，她还没有名字，多奇怪，她将有一个名字，她将不能成为别的人了，我们该给她什么名字呢。

她来的时候这世界很不平静，但我一点也没有矫情地把这些扯上关系。她只是爸妈的女儿，是爷爷奶奶的孙女，外公外婆的外孙女，是我的侄女，我们等她等了好久了，她哪一天来都好。

我们常被教育，“主权高于人权”，外交部发言也常常批判西方势力借用“人权高于主权”的借口来干预我国内政，似乎并无不妥。前些日忽想起《共产党宣言》里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语，这也是尽人皆知的。既然全世界无产者要联合起来，共同争取自己的利益，那自然是“人权高于主权”。想想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本就无所谓主权。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世界大同，消灭国家，哪里还有什么主权。早期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全欧洲性的，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活动，照今天的标准来看，应该有很多不合国际法。但今天西方国家对我国人权问题的关心，似乎还没超过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对各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关心，所以西方国家也可为自己辩护：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关心关心贵国的无产者又有何不妥。如果我们说西方势力是资产阶级代表，关心我国无产者权益只是虚情假意，那么再联想到我国政府对待一些非政府组织（NGO）的态度，就更让人唏嘘。
    今日读蔡翔《国家/地方：革命想象中的冲突、调和与妥协》（《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2期），忽有所悟。蔡翔说，民族——国家这种模式，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内蕴着某种阶级调和的危险。“但是，民族话语和阶级话语却始终并置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这显然源自于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从‘世界革命’到‘国家革命’，社会主义就势必继承既有的现代民族——国家形式。”这不知是蔡翔的发现还是另有所引，我觉得十分精彩。在马克思的设想中，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实现，他理解的革命是世界范围的，而列宁首创了共产革命可在一国实现的理论并成功实践。这就使社会主义与民族国家得以融合。

然而共产主义理想与民族——国家形式有着内在的裂痕。共产主义革命讲的是阶级联合，而民族——国家形式讲的是民族联合。阶级联合取消了民族或者国家的界限，而在民族——国家之中，公民首先认同的是民族国家，而不是阶级。这种共产主义理想与民族国家的裂痕，在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中也有体现。统一战线的不断变化，正是在民族联合和阶级联合之间取得平衡点。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的统一战线称为“爱国统一战线”，想想很有意思。只要是认同china这个国家的人，都是联合对象，显然是民族大于阶级。全世界无产阶级不能联合起来，我国无产阶级的事，只能由我国无产阶级先锋队来关心。

二

前几日看《南方周末》，有一台湾母女来信，说是在青岛机场看到一老妇不顾周围很多人无座，自己卧于候机席上，且用行李占据多个座位。此女欲用相机拍下，被候机群众发现，遭严斥围攻，视其为外媒雇员，特行暴露我国黑暗之能事，其更是多次被占座老妇言语侮辱。只至该女当众删除相机中照片，围攻群众才散去。此女不禁叹曰，当我用相机拍下老妇占座行为时，我便被骂做不是中国人了，那么，我还是中国人么？

《论语·子路篇》有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叶公对孔子说：“我们那儿有被称作正直的人，他父亲偷羊，做儿子的举报他。”孔子说：“我们那儿的正直的人不是这样。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这才叫正直。”孟子谴责墨派，说墨子兼爱，“是禽兽也。”这种爱有差等，父子互隐，是不是中国式民族主义的一个起源呢？

其一：父攘羊，是否是为了全家人的温饱？若是，那子证父就是将家族利益置于其次。其二：即使不考虑父攘羊有获取家族利益的动机，维护家族尊严和家庭秩序也是首要的事。因你爱父胜于爱他人，就不可举报父亲。当你举报父亲时，证父之恶先于父攘羊之恶。所以机场的人们不去谴责占座老妇，而去谴责拍摄之女。

    做好自己的事就是最大的爱国，看迷笛不是本职工作，所以不看迷笛就是最大的爱国。

    又说了，安徽爆发孩童肠道病，孩子们死了十几个；山东火车撞了，死了好几十；想想西藏也烧了，火炬也抢了，我们不降半旗也罢了，怎么还要聚在一起欢乐呢？所以迷笛的内部演出也取消了，不去迷笛学校而是在家默默悼念就是最大的爱国。

    其实去看奥运会也不是本职工作，最好大家都在家里看电视，和平，静穆，谨慎地小心翼翼地鼓掌。或者可以由各单位组织人去看比赛，正襟危坐，把这作为本职工作之一。

   还有，最近这么多事，我们怎么可以让自己快乐呢？2008，最好还是节欲吧，多点时间在床上悼念、祈祷，祖国万岁！ 

ps：据说因迷笛延期的损失，将由迷笛学校自己承担。迷笛是爱国了，我想起《茶馆》中常四爷的话：我爱国，谁爱我啊。

外国小说我是读过一些，甚至暗暗以《挪威的森林》中那位经典小说痴迷者永泽为榜样。而对外国诗歌的阅读却极为贫乏。少年时代读过黎华译普希金的诗，读过周策综译泰戈尔的诗。上大学后学西方文学史，也跟着拉拉杂杂读过几个册子，但大多都感觉非常隔膜，没留下什么印象。后来读书，常在别人的文章中看到一些名字，于教科书中未闻，而评价极高，奉为大师。这常让我有种被鄙视的受挫感，于是也想发狠补补课。断断续续翻过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叶芝、特拉克尔、狄兰·托马斯等人的诗，可惜大多都是春风过驴耳，现在我能记起的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只有一首：你嚼嚼松鸡/你吃吃凤梨/你的末日到了/资产阶级。我觉得非常之牛逼。

之所以是断断续续地读，就是因为读不进去。这种春风驴耳的阅读经历又一次出现在阅读希尼诗的过程中。吴德安等译《希尼诗文集》（作家出版社，2001，其中诗歌部分由吴德安译），让我感到极大的障碍。灵石岛网站的资料库里，存有袁可嘉、黄灿然等人译的希尼部分诗作，很多诗我不明就里，就去灵石岛网站对照读，可越读越糊涂。实际上，就在《希尼诗文集》这本书中，后半部分的希尼的散文也引了希尼的一些诗，可由于散文部分和诗歌部分译者不同，散文中引的希尼的诗和书的前半部分希尼的诗已经有很大不同。希尼曾反复提到《挖掘》这首诗于他有很大意义，以此诗为例。灵石岛上袁可嘉的译本很口语化，比如说：“我爹在挖土。我向下望。”而吴德安的译本则是：“我的父亲在挖掘。我往窗下看去。”《追随者》一诗的译本也有“爹”和“父亲”的区别。袁译第一句为：“我爹在耕地，把马匹驱赶。”吴译为：“我的父亲在用马拉犁耕地。”句子的结构也变了。这两首诗记述的都是诗人的童年生活，采用了童年的视角，以此推论，袁译可能是为了追摹那种儿童的口语风格。但让一个爱尔兰小孩说出“爹”，总有些不伦不类。那首描述弟弟之死的《期中休假》（吴译《期中假期》）中，袁译和吴译都用了“父亲”，袁译：“在门廊里，我看见父亲在哭泣。”吴译：“在门廊里我看见父亲在哭泣。”不知希尼在《挖掘》、《追随者》和《期中休假》中用的是不是一个词，如果能看到原诗，就可知袁译和吴译哪个更准确。

这种翻译差别只会影响到对诗歌风格的感受，还不会太影响我们把握诗意，但还有些翻译的差别却会导致对全诗理解的歧义。拿《铁路儿童》这首诗来说，灵石岛上所录为黄灿然译，吴译为《铁轨上的孩子们》，先将两个译本录下。

黄译：

当我们爬上路堑的斜坡
我们的眼睛便与电报杆上的白磁杯
和咝咝发响的电线齐平。

像可爱的悠闲之手它们向东向西蜿蜒
好几英里直到我们看不见，悬垂
在它们被燕子压着的负荷之下。

我们很小并且自忖我们不知道
那些值得知道的事。我们料想文字在电线上行走
藏在那一小袋一小袋闪闪发亮的雨滴里，

每一袋都种子般装满了
天上的光，生辉的句子，而我们
相比之下是如此地无穷小

简直可以一下子穿过针眼。

吴译：

当我们爬上铁路边的陡山坡

我们的眼睛与电线杆上的

白磁轴、发热的电线平行。

像随手画的可爱的线，它们

向东边弯出几英里又转而向西，在

燕子的重负下垂着。

我们都很小，自认无知

毫无价值。我们以为话是装在发光的雨滴小邮

袋里，

在电线上旅行

每滴都饱含着

天空的光亮和电线的闪耀，而我们自己

在天平上是如此微不足道。

我们甚至能穿过一个针眼。

    黄译和吴译在分行和标点上都有很大不同，而这，本来是可以较为忠实原著和较少差异的。诗中许多关键点翻译的不同，更会给人的理解造成困难。第一段，黄译为“电报杆”，可知电线为电报线，而吴译为“电线杆”。由第三段吴译“话是装在发光的雨滴小邮袋里”，可知吴译所说电线是“电话线”。电报传递的是无声的文字，所以黄译为 “文字在电线上行走”。第二段中黄译说电线“悬垂/在它们被燕子压着的负荷之下”，而吴译为“在燕子的重负下垂着”。读黄译我懵然无解，不知为何电线被燕子压着，读吴译才若有所悟。大概是燕子在雨中低飞（由后面“雨滴”可知有雨），仿佛是被被低垂着的电线牵引，负着电线的重量而飞不起来。第三段黄译“我们很小并且自忖我们不知道/那些值得知道的事”，而吴译为“我们都很小，自认无知/毫无价值”。到底是我们不知道那些值得知道的事，还是我们毫无价值呢？第四段黄译“种子般装满”，吴译“饱含”；黄译“相比之下”，吴译“在天平上”；尤其是黄译雨滴里装满了“天上的光，生辉的句子”，而吴译雨滴里饱含“天上的光亮和电线的闪耀”，到底是“生辉的句子”还是“电线的闪耀”呢？我们可以想见细雨中电线上挂满水滴，可能会因为连电而偶尔闪烁，希尼的原诗中究竟是直写电线闪烁还是将其比喻为电线传送的文字的闪烁呢？

如《挖掘》或《铁路儿童》这样的译本，我们还能知道诗人在传达些什么，尽管我们已经无法完整地感受诗人传达的过程——而享受一首诗传达的过程是阅读的最大乐趣，甚于获知诗的意义——在吴译《希尼诗文集》中，有很多诗却难知其意。如《歌》这一首，“有土语的泥花/和辨音精确的蜡菊/还有鸟鸣非常接近/真实生活的音乐那一刻。”尽管读此诗时我想到了穆旦的“泥土做成的鸟的歌”，可能穆诗有借鉴于此，但我还是很难理解“土语的泥花”，“辨音精确的蜡菊”，我猜这可能是一种硬译。实际上，据希尼自述，他很重视语言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的语言对英语读者来说，可能会引起惊喜和震撼，但这种创造性却是最难翻译的。希尼说谈到《挖掘》这一首诗时说：“在《挖掘》这首诗中写我父亲‘粗糙的长靴稳踏在铁锨上’，‘铁锨长柄/紧贴着他膝盖的内侧结实地撬动。’‘撬动’和‘结实’两词在英语中属于不同性质的范畴，作为诗让人感到惊奇的就是这种语言的活力。”（见《希尼诗文集》中吴德安对希尼的采访）然而这种让人“感到惊奇”的东西在汉译中却荡然无存，我们完全体会不到“撬动”和“结实”在此处有何特殊。吴译希尼诗有许多注释，有一些是介绍诗的背景，有一些却是对语言的说明甚至对诗的意义的总结。读诗本来是发现语言之美，发现诗意，译本无法传达原诗，就只能通过注释来作解释。

读希尼诗让我又一次对读外国诗失去了信心。我又想起了一些老话，“诗不可翻译”，“诗就是翻译中失去的东西”。读西方小说时我较少遇到翻译的困扰，唯一的一次是读毛姆的《人生的枷锁》（忘了翻译者是谁），译者为了表现出毛姆在人物对话中用英国土语的特色，用了很多“俺”，书中那些乡下人一开口就是“俺如何如何，俺如何如何”，让我恍惚中仿佛读周立波写土改的小说，那些人物仿佛是中国北方农民。就像用“爹”还是“父亲”一样，这确实是一个难题。但小说中这样的难题还是较少。昆德拉在国内的几种译本都不错，这大概跟昆德拉追求文学的可翻译性有关。他无论用捷克语还是法语写作，都尽量不用土语成语，他可能认为文学更是可翻译的东西。

我又想起来王家新曾盛赞过希尼的《1969年夏天》一诗，认为这是一首在自由与关怀之间取得平衡的一首诗。但恕我愚钝，怎么都读不出黄灿然译本的好。顾彬提倡中国作家应该懂得外语，出于对欣赏希尼的渴望，我想他是对的。

作为一个女性主义的同路人，我认为三八就应该是Women’s Rock day，这样，三八就是女人们自己的节日，而不是男性给予女性关怀和表彰的一个节日。三八节的图腾就应该是这些rock rose，是唱出“我要把他挂在墙上”的那些人，不应该是“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手”体现的是一种在前苏联滋生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模式，用男性的标准——有力量，擅长劳动——来给女性表彰，毛主席说“不爱红妆爱武妆”，我以为这只可当作SM人群的圣经，且不可为我等牢记。我心目中的“三八红旗手”应该是德洛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中举着旗帜、袒胸露乳的女神，那样，才是“引导我上升”的永恒之女性。

顺提，左小祖咒于3月8日发行了新专辑《我知道东方在哪一边》，作为他对妇女节的献礼，我比较欢欣鼓舞。

我从前也有过夜梦妙句的经历，当时也视作是自己天才的像兆，与朋友们交流，才知大家好多都有过这般经历，不免有些悻然。现在想来，只是一帮心怀梦想的少年，在一种很纯净的冥想和创作的状态下，夜寄其梦，显而为诗。如今与“不复梦见周公”一样，吾已久不复梦见诗，我想我的朋友也是如此。我们都不在那种纯洁的状态中，而是陷于浮躁的泥淖。我们夜夜做无聊的梦，琐碎的梦，充栋欲望的梦，我们疲惫地从一个个梦中醒来，我们望望彼此，发现没有一个梦值得讲述。

第一种是拿开水浇。这种方法杀伤力大，且成果显著。你可以拿一块馍馍或者一条死虫放在蚂蚁洞口当诱饵，等到蚂蚁成群出洞搬食的时候，一瓢热水浇上去，杀敌无数。如果碰巧遇见两窝蚂蚁大战，那你就赚大发了，掂出暖瓶，岩浆般泼洒上去，地上就像凝固了一团乌云。

第二种方法是拿香烧。农村人家一般都备有敬神用的香。拿香烧比起用开水浇，杀伤力是小了多，一次只能烧死一只。不过香头所至，伴着轻轻的噼啪一声，蚂蚁就蜷成了一个小黑点，那种心头的微妙的快感还是很强烈的。

第三种方法是我们懂科学后学会的，那就是用放大镜聚光烧。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夏日阳光灿烂的午后，虽然杀伤力不足，但想到这是我们最初见识的科学威力，还是很激动。这种方法是小学二三年级从课堂上学会的，我们仿佛年幼的阿基米德。

第四种方法同样得益于科学教育，但也出自我的奇思妙想。我们都爱用肥皂水吹泡泡，如果把泡泡吹在湿的水泥地上，泡泡不会破裂，而是在地上形成一个玻璃般的屋子。我学过《自然》课后就知道泡泡里是真空的，于是我就把泡泡吹到一只蚂蚁的身上，让它在里面窒息至死。蚂蚁通常会挣扎往外爬，我会轻轻吹动泡泡，让它也移动着，直到蚂蚁扭曲着缩起身子。阳光在玻璃屋子上反射着七彩的光，那种死简直美极了。

当然，最粗鲁的方法就是用鞋底踩，这种方法毫无技术含量，为我所不屑。我像一个权力无边又诡异多思的君主一样，不断想象着虐杀臣民的方法，我仿佛看到我七岁时的眉毛扬起，眼神轻蔑，实在像极了七岁的残忍的国王。

我们对待害虫的态度

蚂蚁总是被讲述为一种勤劳的、善良的动物，杀害蚂蚁就有了一种不道德的成分。因此七岁的国王们开始寻找蚂蚁的罪状：蚂蚁会毁坏房屋，蚂蚁会咬噬树木，书上也没写蚂蚁是益虫。我们有了惩罚蚂蚁的理由，就光明正大的宣判它们的死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