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

神经少年和雀斑少女

我想写一部爱情小说，名字叫做“神经少年和雀斑少女”。想了想，还是写成儿童小说吧；又想了想，还是写成童话故事吧；又想了想，还是写成科幻小说吧；又想了想，还是写成武侠小说吧；又想了想，还是写成奇幻小说吧；又想了想，还是写成恐怖小说吧。于是我想象写了一部恐怖小说，名字叫做“神经少年和雀斑少女”。

这是我看到了一个戴着厚眼镜的可爱的雀斑姑娘，又回忆起了诱导社的那张“呕吐少年”时想到的。

他的耳朵张向世界

摩登组织的太扯淡，两点开始排队，到四点多才入场，没看上最想看的AK47；厕所总是人满为患，为了排出液体，我只看到了最后两分钟的，后海大鲨鱼鲨鱼妹妹的大腿，据说鲨鱼妹妹是从不穿裤子的。

还好看到了周云蓬，戴着墨镜，对着黑暗唱歌的周云蓬。周云蓬以一首“三鹿奶粉之歌”开场，以那首“中国孩子”结束。有一刹那我觉得周云蓬就好像广场上的苏格拉底，在向群众布道和评论时事。我不想说周云蓬是诗人，他的歌词写的实在不怎么样，但他有那么好的声音和音乐。

于坚耳朵弱听，他曾写到有一天他戴着助听器来到了森林里，才知道大自然有那么多的声音。周云蓬看不见世界，可我觉得他的耳朵就像是一个雷达一样，感知着外界任何细小的声音。他和左手边的提琴手说话，和右手边的小河说话，头总是精准地转向他们。无论他面向哪里，他的眼前都是一片黑暗，可他还是把头转向了他们。

一个看不见的人也会是幸福的，比如说，他不会去幻想一个骨瘦如柴的美女，他用手感觉着一具身体，他的手知道身体的美好，他爱的是一团多么真实的美好的肉。当我想到周云蓬把手放在一对丰腴的乳房上的时候，我为他感到幸福。

就当我们只是去送葬

说实话本来没打算一定看张楚，跑到小舞台去为与非门捧场。可是听完一首“做爱做的事”，还是忍不住跑回了大舞台。完全没有了2000年和哥哥第一次看张楚时的激动（那次听到“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的前奏，真的是热泪盈眶了），几乎是麻木地听了《上苍保佑》、《造飞机的工场》、《棉花》、《冷暖自知》，唉，张楚能把他的歌糟蹋成这个样子，看着他上气不接下气，一口一口喝水，还学会了号召观众“一起唱”，真替他难受。意外发生于他唱《姐姐》的时候，万人卡拉ok，一起喊姐姐（实在很搞笑），舞台上突然蹦出一大汉，是扭机的主唱，吉他和贝司躁起来，说唱版的姐姐开始了。扭机主唱在台上比张楚火爆得多，张楚简直像一个多余的人了。演出结束后张楚又返场唱了《蚂蚁》和《孤独的人》，我都难以想象1994年在香港张楚怎么会有那么好的嗓音状态唱《蚂蚁》，《孤独的人》我是实在不想听了，听到前奏就走了。

让我激动的的是那首《光明大道》，这首歌的副歌有两段不同歌词，第一段结尾是“就当我们只是去送葬”，第二段结尾是“前面是光明的大道”，张楚翻来覆去只唱“就当我们只是去送葬”，我想他不是忘词了。

第三天

给我一点爱

今天进场还算顺利，正看到面孔在唱“给我一点爱”，我顿时有种时空倒错之感，这90年代的老摇滚，在现在真是太不“摩登”了。我有一个好的创意，把90年代那些老人，像面孔了，轮回了，铁风筝了，红色部队了，包括蔚华了，指南针了，弄到一起开个演唱会，一定特别棒。去年还是什么时候张咪在北京开了个演唱会，据说很多中年同志涕泗俱下，要是这些老乐队聚到一起，许多比我还老的老同志肯定很high。

主唱摇头甩发范儿玩得非常正，真不亏是老金属，特邀吉他是讴歌，哦哦哦，老讴歌。

女声最美

前年看张浅潜的现场，让我听她听了很久，今天听到了吴卓玲，气质也很棒。

还看到了最近老是听的牛奶咖啡，嘿嘿，舞台范儿真正，穷开心了一把。

我要把我的热血和大便，统统抛在这旗帜上面

听到的高幸的声音和CD不太一样，他好像是变声了，由一个少年的嗓音，变成了一个老青年或小中年的嗓音，一头红毛也不见了，戴个墨镜，像是王家卫。不得不说，高幸的范儿有点装逼。

可这是我今天最想看到的乐队，听到《觉醒》和《几公斤蔬菜》的时候，还是激动得不能行。

陆总，你他妈太黑社会，太后现代了吧

仰慕已久的顶楼的马戏团。陆总不知从哪儿真的请来一支县马戏团。一个穿着礼服，一口周涛味儿的非常正经的女主持人上场，隆重介绍了陆团长。陆团长穿着一件俗不可耐的绿西服，上面挂着红绸子：“上海欢迎你”。陆团长严肃地指正了主持人的口误，说别人都叫自己陆总，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文艺演出小分队的老总。陆总和和一口春晚腔的女主持人说相声似的主持节目。先上来了一组姑娘跳艳舞：楼兰姑娘，又上来了个女的变魔术，跟着又上来了两个小姑娘抖空竹。我刚开始看得还挺新鲜，后来越来越郁闷，老子冒着进不去宿舍的风险在这儿看演出，却只看到一些马戏。我决定如果陆总再不唱歌，就勇敢地喊出：“谢亚龙下课！”或者喊：“我要看脱衣舞！”陆总终于唱歌了，第一首歌上海话唱的，听不太懂。第二首，陆总先是温柔的，后来在狂躁失真的吉他伴奏下，唱了“上海欢迎你”：“上海欢迎你，欢迎你买东西……没有文化没关系，有人民币就可以，……上海欢迎你，奥运会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世博会再相聚。”然后又是马戏表演，一个人演变脸，又有一队姑娘出来跳艳舞。陆总又唱了一首情歌：我想你想得睾丸已碎。陆总唱“我的睾丸”，下面人一起 “已碎”。最后演出谢幕，陆总同演职人员一一握手，尤其是握到女主持人的手时，还亲切地充满关怀地亲了一下。

陆总啊，你真猥琐。台下有人喊：陆总，我爱你。陆总娇嗔地伸出兰花指，说：去你妈的逼。

当然，当然，

当然，大舞台压轴的新裤子的舞台范儿，从来没得说。可我一直对他们不太感兴趣，今天还没听到《我们的时代》。

当然，这种音乐节总是我见美女最多的场合，那些玩儿玩儿摇滚的，怎么这么多性感黑丝女。

恨！

卧床三日，读王振孙译《欧也妮·格朗台》与《高老头》，接连读了两遍。说来惭愧，这是我第一次读巴尔扎克。

年少时气盛情长，读西方的小说，那些描写社会广阔卷轴的经典现实主义作家，总是没有耐心去读。十几岁的时候拿起过《高老头》，可开头几页关于伏盖公寓的描写就把我吓倒了，从此没有拿起过。今次再读，又有了“少读……，老读……”之感。多年前怎么读不进的老杜长诗，现下约略能读出一点滋味，读巴尔扎克也是如此。

翻开首页，还是得面对冗长的环境描写。有时我不禁怀疑，如老巴这样，在油灯之下，手拿鹅毛笔，怎能有如此耐心——这是我们今日坐在电脑前以每分钟100字的速度敲字都不曾拥有的耐心。我从前读小说，凡遇这样的描写，大都是扫上两眼，略过不读。用热奈特叙述学的术语来说，描写属叙述的“停顿”，即故事时间为零；用罗兰·巴特的区分，此种描写属“指示体”，用以提供人物环境的相关情况，而那种讲述情节接续的部分，则是“功能体”。我们喜欢读的，自然是“功能体”，而“功能体”在一部小说中占比例越大，小说的可读性和娱乐性就越强。然而，在19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眼中，此类描写，虽然与情节无关，却是奠基一部小说的基石。巴尔扎克对格朗台居住的索繆城街道住宅的描写，对伏盖公寓的描写，完全可由画家画出详细的图画。墙壁的颜色、大门的形状、门上的装饰、厅内的摆设，具体到不能再具体，对其中人物的样貌神态、服饰装饰，也是事无巨细一一道来。这不由让人想起《红楼梦》中对贾府的建筑及贾府诸人的衣着的描写。

此种描写，正说明了作者对他笔下的故事和人物的熟稔程度，他是在对现实有了最真切的理解之后，才将其记于纸上。他甚至了解格朗台家的桌布是什么样的，他怎么会不了解格朗台呢？记得李敬泽一次批评当下的某种写作风气，大意说作家们实的都玩不好，还玩什么虚的，总是捏造一个地名，什么A城、B城，缺乏科学实证本领。如果能老老实实地写好一个真实城市的一条街道，这就是本领。这批评的参照物，就是如巴尔扎克这样的作家吧。所谓“成竹在胸”，也是形容这样的创作。

描述一条街、一座建筑，看似简单，实际最见文学功力，如果真能理解一条街和一座建筑，描绘出它的神韵，那怎么会不理解在这条街上和这座建筑内生长的人性呢？怎么会不理解弥漫在这条街和这座建筑中的时代气氛呢？有一种说法认为，在影像时代到来之后，现实主义文学冗长的描写已经不合时宜，那些几页纸张上的文字，可以在一个镜头中表现。但就是不同摄影师捕捉的一个景象，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模样。好的影像呈现出来的，和好的文字所描述的，都是对象的本质，而不是呆板的复印和平白的罗列。

当然，现代小说家处理素材，可能会和巴尔扎克有不同的方式。在我看来，《高老头》先介绍伏盖公寓，后一一介绍伏盖公寓的住户的结构，就稍显刻板了一点。这就仿佛观众在观看一场戏剧演出前，先收到了一张人物介绍表。在其后的演出中，人物的表演似乎都只是为了极力证明，自己符合介绍表上的那个性格。其实可以让性格在行为中呈现和发展，需要介绍人物的相关情况的话，不必先行叙出，到叙述他的事迹时倒叙出即可。而有些次要人物，只让其性格随着情节发展自然展开就好，不必特加介绍。比如伏盖太太，我就颇以为开头的介绍冗余，后面有几个极精彩的细节足可以写出她的性格了。

巴尔扎克在《欧也妮·格朗台》和《高老头》中塑造了一系列典型人物。格朗台在我们的文学教育中被讲述为一个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形象，一个吝啬鬼。然而格朗台身上也体现着新兴资产阶级的许多优点：勤劳、坚韧，有敏锐的商业头脑又敢于冒险。格朗台固然是守财奴，但其发家并不靠其吝啬，他在投资上可是一点也不吝啬。格朗台的发迹史虽谈不上干净，但也没有诸如贩卖黑奴、压榨工人这样的劣迹。书中写到的格朗台的几次赚钱过程，虽有投机，但都是合理的商业行为。他为自己的产业付出的心智和劳力，比他的对手多出许多，自然也应有回报。他每晚在他的密室里谋算，“他计算他的收成，误差不会超过一株葡糖秧或者一小捆柴。”他在当地是受尊重的。“格朗台先生得到大家的尊敬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他从来不欠人家什么。”这种尊敬有对金钱的尊敬，有对格朗台能力的敬畏，也有对他遵守商业规范的认可。拉斯蒂涅克容易让人想起来同是法国文学中的“漂亮朋友”、于连，外省青年要在巴黎挤进上流社会，必须自甘堕落。巴尔扎克描绘出了拉斯蒂涅克在堕落中的挣扎，除了伏脱冷、鲍赛昂夫人这样的老师，还有生活这个伟大导师，生活教育了他。他一次次想摆脱伏脱冷的思想，却还是走上了堕落为成功人士的金光大道。“现在让我们来拼一拼吧。”他把去贵族夫人家吃晚饭这样的社交，“作为对这个社会的最初挑战。”文学史上有一个“坏的引导者”的序列，这一序列的人虽然是禀信“恶”，但他们对社会一针见血的洞见，对伪善的嘲讽却往往说出真理。《浮士德》中的魔鬼、《道连·格雷的画像》中的亨利勋爵都是如此，伏脱冷自然也属于这一序列。伏脱冷是自认为能超越于法律的那类人，他说：“坐在车里溅上泥巴的是正人君子，走在路上溅上泥巴的是流氓。如果您偷了一件一般的东西，您就会被当作怪物似的拉到法院广场示众；但如果您偷了一百万，在社交界您却可以被人歌功颂德。”简直是说“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庄子的知音了。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给他留了条后路，未让他被警察杀死，倒让我很期待他在《人间喜剧》的其他各部有何表现。

自小家中就有一套《巴尔扎克选集》，大概是父亲年青时买的。我翻过几次，每每都畏惧而退，迟至今日才能读进且享受巴尔扎克的书，我想读书之事，就是如此吧。

李贺生年有二十六，海子卒年二十五，相若。海子诗中曾说到“倾心死亡”（《春天，十个海子》），李贺不到二十时就有诗云：镜中聊自笑，讵是南山期。（《咏怀》）又有“漆炬迎新人，幽圹萤扰扰”句（《感讽》），可知其早夭，皆有征兆。死伴随着他们的生，直到合适的时机跳出来。

读了一册李贺诗，《李贺诗》，黄世中评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深觉古代文学的经典化已经完成，读到有所感之好诗，都是以前在课本或一些选本上读过的，其他诸诗，或记住了些句子，大半恐怕还是要忘记。

对李贺诗，总体上不是太喜欢。他气格过于狭小，精神偏于赢弱。偶有发奋之句，却不能贯彻全诗，如“黑云压城城欲摧”，开篇就如霹雳划过天际，可愈写愈弱，没有与“黑云压城”抗斗的气势，“霜重鼓寒声不起”，已是萧飒之感，直到“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虽勉力振作，但非出自本心，故落入俗语。我最喜欢他的一首诗是《致酒行》，主客酬答，客在主人的勉励下，言出：“我有迷魂招不得， 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拏云， 谁念幽寒坐呜呃。”但观李贺诗，总体上还是一番“迷魂招不得，幽寒坐呜呃”的景象。我朝太祖好像读李贺诗颇熟，自己所作“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及“巡天遥看一千河”同李贺都有渊源，但若是李贺再生，不知会不会说他“牢骚太盛防肠断”。

主席喜欢李贺，大概喜欢他的诡异奇崛，但我古文不行，但凡遇到生僻之词，或什么典故，或两联间跳跃腾挪，就难摸头脑。许学夷《诗源辩体》说李贺：“贺未尝先立题而为诗，每旦出，骑款段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有所得，书投囊中，及暮归，足成之，盖初一凑合，而非出于自得也。故其诗虽有佳句，而气多不贯。其七言难者，读之十不得四五，易者十不得七八。”“气多不贯”一评，我是同意的，贺母说李贺寻句“当呕出心乃已尔”，此种呕心沥血，虽呕出佳句，气韵自是不贯。因此李贺诗中一些平易晓畅者，我反而更喜欢。如《马诗》中“大漠沙如雪”篇，如《南园》中“男儿何不带吴钩”篇。顺带说一句，贺诗：“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也是其偶然发奋之作。贺资质孱弱，内心也实无弃文从武的理想，所以虽偶发壮语，但凌烟阁、书生万户侯这些词，还是不够畅快淋漓，杨炯“宁为百夫长，不为一书生”，气势上就更胜一筹。平易者，又如《崇义里滞雨》：“落莫谁家子?来感长安秋。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瘦马秣败草,雨沫飘寒沟。南宫古帘暗,湿景传签筹。家山远千里,云脚天东头。忧眠枕剑匣,客帐梦封侯。” 《始为奉礼忆昌谷旧居》：“扫断马蹄痕,衙回自闭门。长鎗江米熟,小树枣花春。 向壁悬如意,当帘阅角巾。犬书曾去洛,鹤病悔游秦。 土甑封茶叶,山杯锁竹根。不知船上月,谁棹满溪云。”终篇无奇语，但自然流畅，真切感人。

后人或评贺诗“有辞无理”，缺乏现实感，黄世中先生强为其辩，举凡诗例，证明贺诗中有怨、有刺、有讽。然而我觉得这种辩护是无力的，实际上本无需辩护。李贺诗中之佳作，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现实所指，那些有所怨讽的诗，并不是其中佳作，强把某些佳作以怨讽解，但这些佳作为人们所喜爱，却并不因其怨讽。李贺作为诗人被后人铭记，或许就在于其“辞”而不在其“理”，何必南辕北辙强寻其理呢。

李贺“辞胜”，确实炼得许多好句。如《昌谷读书示巴童》中“虫响灯光薄”，如《江南弄》中“鲈鱼千头酒百斛，酒中倒卧南山绿”，如《潞州张大宅病酒，遇江使寄上十四兄》中“病客眠清晓，疏桐坠绿鲜”。而李贺之鬼气，体现在气氛之营造上，《苏小小墓》且不提，《感讽》其三，读来总让我不寒而栗：

南山何其悲，鬼雨洒空草。长安夜半秋，风前几人老。低迷黄昏径，袅袅青栎道。月午树无影，一山唯白晓。漆炬迎新人，幽圹萤扰扰。

我在网上看到一则白话译文，虽有所曲解，字词也有待推敲，但竟然是一首不坏的白话诗，这在古诗今译中是十分难得的：

南山为什么如此悲伤

       雨水像死者的泪水一样落在无人草地上

       深秋的长安夜里

       有多少人随风老死

       薄暮的黄昏小径

       青栎树摇曳的道路

       月亮高挂在树梢却没有影子

       拂晓的白光终于照遍群山

       鬼火迎着死者的新娘

问题总是层出不穷，To be or not to be。近两天的问题是：要不要抵制NBA。哀悼日后cctv转播了一次NBA，之后就再也没有转过。依我国惯例，这种事依然没有解释，“上级安排……听候命令……”云云，只能任大家去猜。好在八卦的力量是无穷的，情况大致疑似可能也许是这样的： nba球员newble给我胡core写了封信，呼吁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承担更多责任，后又联络nash、kobe等等球员，呼吁关注达尔富尔问题并督促中国政府做出举动，又有扬言抵制奥运云云。据传james起先没有参与其中，但迫于压力，还是发表了声明。我cctv因NBA此政治化的举动，停止其播出。

虽然我们已没有选择，注定近期看不到NBA了，但对此事，还是得有自己的立场。有人已经喊出：不看NBA就是爱国。达尔富尔问题有其复杂性，尤其是根据我们已知的信息，还无法对其做出准确判断。西方就此问题上对中国的批评，当然有其一贯的政治正确和双重标准，就像和菜头评价斯皮尔伯格因达尔富尔问题辞去奥运会开闭幕式顾问时所说：他做出了最容易的选择。外交中没有绝对的道义，更没有绝对的普世价值，国家利益是最根本的出发点，况且在道义的天平上，美国在伊拉克做得事并不见得比中国支持苏丹政府高尚多少。而且，根据中国80年代以来的低调作风，我也不相信能对苏丹政府施加多大影响，我相信中国政府不是选择了非道义，而是回避了道义，闷声发财罢了。而在西方，批评中国在大多数情况下则占据天然的道德制高点，不会承担太多压力，所以就像和菜头说的，是最容易的事。

然而我们还是无法对斯皮尔伯格以及NBA球员太多指责，像他们这样的民间人士，虽然可能没有辨别政治问题的复杂性，做出了不够客观的评价，但我们不能把他们的声音同政府的声音等同，把他们看做是西方国家利益的代表，实际上他们代表着民间的一种理想主义的声音。即使他们的言论偏颇，观点缺乏可操作性，但我们还是要尊重他们愿意有所承担的良心，积极参与公共事物的责任感。以此来对比我国的明星和球员，他们可能连苏丹在哪个洲都不知道。

作为一个中国人在此问题上十分尴尬，做出任何一个选择都将是错误的。我尊敬和理解斯皮尔伯格、纽贝尔、纳什，甚至挺达赖的李察尔基，但无法和他们站在一起，就像我理解我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举措，但也深知面对数十万人道主义灾难的牺牲者，我们无法完全撇干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