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常被教育，“主权高于人权”，外交部发言也常常批判西方势力借用“人权高于主权”的借口来干预我国内政，似乎并无不妥。前些日忽想起《共产党宣言》里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语，这也是尽人皆知的。既然全世界无产者要联合起来，共同争取自己的利益，那自然是“人权高于主权”。想想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本就无所谓主权。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世界大同，消灭国家，哪里还有什么主权。早期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全欧洲性的，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活动，照今天的标准来看，应该有很多不合国际法。但今天西方国家对我国人权问题的关心，似乎还没超过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对各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关心，所以西方国家也可为自己辩护：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关心关心贵国的无产者又有何不妥。如果我们说西方势力是资产阶级代表，关心我国无产者权益只是虚情假意，那么再联想到我国政府对待一些非政府组织（NGO）的态度，就更让人唏嘘。
    今日读蔡翔《国家/地方：革命想象中的冲突、调和与妥协》（《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2期），忽有所悟。蔡翔说，民族——国家这种模式，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内蕴着某种阶级调和的危险。“但是，民族话语和阶级话语却始终并置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这显然源自于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从‘世界革命’到‘国家革命’，社会主义就势必继承既有的现代民族——国家形式。”这不知是蔡翔的发现还是另有所引，我觉得十分精彩。在马克思的设想中，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实现，他理解的革命是世界范围的，而列宁首创了共产革命可在一国实现的理论并成功实践。这就使社会主义与民族国家得以融合。

然而共产主义理想与民族——国家形式有着内在的裂痕。共产主义革命讲的是阶级联合，而民族——国家形式讲的是民族联合。阶级联合取消了民族或者国家的界限，而在民族——国家之中，公民首先认同的是民族国家，而不是阶级。这种共产主义理想与民族国家的裂痕，在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中也有体现。统一战线的不断变化，正是在民族联合和阶级联合之间取得平衡点。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的统一战线称为“爱国统一战线”，想想很有意思。只要是认同china这个国家的人，都是联合对象，显然是民族大于阶级。全世界无产阶级不能联合起来，我国无产阶级的事，只能由我国无产阶级先锋队来关心。

二

前几日看《南方周末》，有一台湾母女来信，说是在青岛机场看到一老妇不顾周围很多人无座，自己卧于候机席上，且用行李占据多个座位。此女欲用相机拍下，被候机群众发现，遭严斥围攻，视其为外媒雇员，特行暴露我国黑暗之能事，其更是多次被占座老妇言语侮辱。只至该女当众删除相机中照片，围攻群众才散去。此女不禁叹曰，当我用相机拍下老妇占座行为时，我便被骂做不是中国人了，那么，我还是中国人么？

《论语·子路篇》有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叶公对孔子说：“我们那儿有被称作正直的人，他父亲偷羊，做儿子的举报他。”孔子说：“我们那儿的正直的人不是这样。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这才叫正直。”孟子谴责墨派，说墨子兼爱，“是禽兽也。”这种爱有差等，父子互隐，是不是中国式民族主义的一个起源呢？

其一：父攘羊，是否是为了全家人的温饱？若是，那子证父就是将家族利益置于其次。其二：即使不考虑父攘羊有获取家族利益的动机，维护家族尊严和家庭秩序也是首要的事。因你爱父胜于爱他人，就不可举报父亲。当你举报父亲时，证父之恶先于父攘羊之恶。所以机场的人们不去谴责占座老妇，而去谴责拍摄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