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一次闲聊中，一个朋友提起了希尼的《铁路儿童》，我羞赧地表示我从未读过这首诗，甚至希尼这个名字也只是听着耳熟，几乎不知道他是谁。最让我惭愧的是，我是一名中文系的学生，而那位朋友是学计算机的。应该说，这是我心目中的“中文系神话”破灭的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那种神话是被亚伟的《中文系》等类似的描述建立起来的，在那种描述中，我们才华横溢，博闻强识，不学自知。

外国小说我是读过一些，甚至暗暗以《挪威的森林》中那位经典小说痴迷者永泽为榜样。而对外国诗歌的阅读却极为贫乏。少年时代读过黎华译普希金的诗，读过周策综译泰戈尔的诗。上大学后学西方文学史，也跟着拉拉杂杂读过几个册子，但大多都感觉非常隔膜，没留下什么印象。后来读书，常在别人的文章中看到一些名字，于教科书中未闻，而评价极高，奉为大师。这常让我有种被鄙视的受挫感，于是也想发狠补补课。断断续续翻过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叶芝、特拉克尔、狄兰·托马斯等人的诗，可惜大多都是春风过驴耳，现在我能记起的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只有一首：你嚼嚼松鸡/你吃吃凤梨/你的末日到了/资产阶级。我觉得非常之牛逼。

之所以是断断续续地读，就是因为读不进去。这种春风驴耳的阅读经历又一次出现在阅读希尼诗的过程中。吴德安等译《希尼诗文集》（作家出版社，2001，其中诗歌部分由吴德安译），让我感到极大的障碍。灵石岛网站的资料库里，存有袁可嘉、黄灿然等人译的希尼部分诗作，很多诗我不明就里，就去灵石岛网站对照读，可越读越糊涂。实际上，就在《希尼诗文集》这本书中，后半部分的希尼的散文也引了希尼的一些诗，可由于散文部分和诗歌部分译者不同，散文中引的希尼的诗和书的前半部分希尼的诗已经有很大不同。希尼曾反复提到《挖掘》这首诗于他有很大意义，以此诗为例。灵石岛上袁可嘉的译本很口语化，比如说：“我爹在挖土。我向下望。”而吴德安的译本则是：“我的父亲在挖掘。我往窗下看去。”《追随者》一诗的译本也有“爹”和“父亲”的区别。袁译第一句为：“我爹在耕地，把马匹驱赶。”吴译为：“我的父亲在用马拉犁耕地。”句子的结构也变了。这两首诗记述的都是诗人的童年生活，采用了童年的视角，以此推论，袁译可能是为了追摹那种儿童的口语风格。但让一个爱尔兰小孩说出“爹”，总有些不伦不类。那首描述弟弟之死的《期中休假》（吴译《期中假期》）中，袁译和吴译都用了“父亲”，袁译：“在门廊里，我看见父亲在哭泣。”吴译：“在门廊里我看见父亲在哭泣。”不知希尼在《挖掘》、《追随者》和《期中休假》中用的是不是一个词，如果能看到原诗，就可知袁译和吴译哪个更准确。

这种翻译差别只会影响到对诗歌风格的感受，还不会太影响我们把握诗意，但还有些翻译的差别却会导致对全诗理解的歧义。拿《铁路儿童》这首诗来说，灵石岛上所录为黄灿然译，吴译为《铁轨上的孩子们》，先将两个译本录下。

黄译：

当我们爬上路堑的斜坡
我们的眼睛便与电报杆上的白磁杯
和咝咝发响的电线齐平。

像可爱的悠闲之手它们向东向西蜿蜒
好几英里直到我们看不见，悬垂
在它们被燕子压着的负荷之下。

我们很小并且自忖我们不知道
那些值得知道的事。我们料想文字在电线上行走
藏在那一小袋一小袋闪闪发亮的雨滴里，

每一袋都种子般装满了
天上的光，生辉的句子，而我们
相比之下是如此地无穷小

简直可以一下子穿过针眼。

吴译：

当我们爬上铁路边的陡山坡

我们的眼睛与电线杆上的

白磁轴、发热的电线平行。

像随手画的可爱的线，它们

向东边弯出几英里又转而向西，在

燕子的重负下垂着。

我们都很小，自认无知

毫无价值。我们以为话是装在发光的雨滴小邮

袋里，

在电线上旅行

每滴都饱含着

天空的光亮和电线的闪耀，而我们自己

在天平上是如此微不足道。

我们甚至能穿过一个针眼。

    黄译和吴译在分行和标点上都有很大不同，而这，本来是可以较为忠实原著和较少差异的。诗中许多关键点翻译的不同，更会给人的理解造成困难。第一段，黄译为“电报杆”，可知电线为电报线，而吴译为“电线杆”。由第三段吴译“话是装在发光的雨滴小邮袋里”，可知吴译所说电线是“电话线”。电报传递的是无声的文字，所以黄译为 “文字在电线上行走”。第二段中黄译说电线“悬垂/在它们被燕子压着的负荷之下”，而吴译为“在燕子的重负下垂着”。读黄译我懵然无解，不知为何电线被燕子压着，读吴译才若有所悟。大概是燕子在雨中低飞（由后面“雨滴”可知有雨），仿佛是被被低垂着的电线牵引，负着电线的重量而飞不起来。第三段黄译“我们很小并且自忖我们不知道/那些值得知道的事”，而吴译为“我们都很小，自认无知/毫无价值”。到底是我们不知道那些值得知道的事，还是我们毫无价值呢？第四段黄译“种子般装满”，吴译“饱含”；黄译“相比之下”，吴译“在天平上”；尤其是黄译雨滴里装满了“天上的光，生辉的句子”，而吴译雨滴里饱含“天上的光亮和电线的闪耀”，到底是“生辉的句子”还是“电线的闪耀”呢？我们可以想见细雨中电线上挂满水滴，可能会因为连电而偶尔闪烁，希尼的原诗中究竟是直写电线闪烁还是将其比喻为电线传送的文字的闪烁呢？

如《挖掘》或《铁路儿童》这样的译本，我们还能知道诗人在传达些什么，尽管我们已经无法完整地感受诗人传达的过程——而享受一首诗传达的过程是阅读的最大乐趣，甚于获知诗的意义——在吴译《希尼诗文集》中，有很多诗却难知其意。如《歌》这一首，“有土语的泥花/和辨音精确的蜡菊/还有鸟鸣非常接近/真实生活的音乐那一刻。”尽管读此诗时我想到了穆旦的“泥土做成的鸟的歌”，可能穆诗有借鉴于此，但我还是很难理解“土语的泥花”，“辨音精确的蜡菊”，我猜这可能是一种硬译。实际上，据希尼自述，他很重视语言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的语言对英语读者来说，可能会引起惊喜和震撼，但这种创造性却是最难翻译的。希尼说谈到《挖掘》这一首诗时说：“在《挖掘》这首诗中写我父亲‘粗糙的长靴稳踏在铁锨上’，‘铁锨长柄/紧贴着他膝盖的内侧结实地撬动。’‘撬动’和‘结实’两词在英语中属于不同性质的范畴，作为诗让人感到惊奇的就是这种语言的活力。”（见《希尼诗文集》中吴德安对希尼的采访）然而这种让人“感到惊奇”的东西在汉译中却荡然无存，我们完全体会不到“撬动”和“结实”在此处有何特殊。吴译希尼诗有许多注释，有一些是介绍诗的背景，有一些却是对语言的说明甚至对诗的意义的总结。读诗本来是发现语言之美，发现诗意，译本无法传达原诗，就只能通过注释来作解释。

读希尼诗让我又一次对读外国诗失去了信心。我又想起了一些老话，“诗不可翻译”，“诗就是翻译中失去的东西”。读西方小说时我较少遇到翻译的困扰，唯一的一次是读毛姆的《人生的枷锁》（忘了翻译者是谁），译者为了表现出毛姆在人物对话中用英国土语的特色，用了很多“俺”，书中那些乡下人一开口就是“俺如何如何，俺如何如何”，让我恍惚中仿佛读周立波写土改的小说，那些人物仿佛是中国北方农民。就像用“爹”还是“父亲”一样，这确实是一个难题。但小说中这样的难题还是较少。昆德拉在国内的几种译本都不错，这大概跟昆德拉追求文学的可翻译性有关。他无论用捷克语还是法语写作，都尽量不用土语成语，他可能认为文学更是可翻译的东西。

我又想起来王家新曾盛赞过希尼的《1969年夏天》一诗，认为这是一首在自由与关怀之间取得平衡的一首诗。但恕我愚钝，怎么都读不出黄灿然译本的好。顾彬提倡中国作家应该懂得外语，出于对欣赏希尼的渴望，我想他是对的。